胡水君：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依规治党

只不过，如形之出现的必然性这类命题尽管朱子也有触及，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并未显题化。

(《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商书·说命篇》不作弗。吕柟的《四书因问》卷五《孟子·续因问(鹫峰东所语)·滕文公》指出：孔子系《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所谓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如《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指出：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下，《道性善章》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孟子称尧、舜，荀子则法后王。七、孟子第一义的地位与源流性善作为一个词语，在《孟子》里仅出现过三次(5·1，一次。知人之极，则足以有为而无暴弃之患。

盖孟子道性善，其实不外二义：启迪吾人向上之自信，一也。《说命》三篇既不是伏生所传的，也不是孔安国所得的，而是梅赜所献的，并且是伪书。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

无独有偶，后来元人吴澄撰《春秋纂言》,其书卷首撰写《总例》七篇：前两篇为天道、人纪，其余五篇为吉、凶、军、宾、嘉五例，与宋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相仿佛而互相出入。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言《春秋》一书以礼为例，故《左传》于隐七年书名例云：诸侯策告，谓之礼经。这对于《春秋》学研究具有创新性的价值。

孔子关于正名的思想，在《论语·子路》中有较完整的记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在漫长的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都存在春秋决狱的案件，直至唐代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唐律疏义》,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26],完成了礼法合一的进程，春秋决狱才基本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可见当时韩宣子就认为《鲁春秋》是言礼之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友人将《春秋》者礼义之大宗这段话断定为太史公转述董生之语，理据还不够充分。法律的儒家化本质上就是礼法合一，它将道德伦理融入法律领域，使得道德与法律共同作用，直接服务于社会治理。[18]从上述学者的阐释和解读来看，《春秋》作为礼学之书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

《春秋》以礼为本，解说《春秋》并与之相表里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无疑也是以礼为本的。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9]皇侃的这段论述非常简约，但与上引班固关于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的论述是相通的，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儒家六经的根本主导思想就是礼。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法律实践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出了细致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中有关礼的论述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蒯聩父既死矣，而称世子者，晋人纳之以世子告言，是正世子，以示宜为君也。

这里所说的卫君是指卫出公辄。《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但因司马迁未担任过太史公,只担任过太史令,而断言这条太史公曰中的太史公不是司马迁，缺乏充分的理据。虽然各国史书的名称有所差异，如《孟子·离娄下》中有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说法，但《春秋》应该是比较通行的称谓，如《墨子·明鬼下》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说法，而据《隋书·李德林传》记载，墨子还曾说过：史者，编年也。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这类著述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春秋》礼义大宗地位的认同。两经者其义既通贯，其辞亦往往从同，知其源流同也。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是汉代实施独尊儒术国策后儒家经典向法律渗透的必然结果。

《太史公自序》共出现了7条太史公、4条太史公曰。周礼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

[29]关于《春秋五礼例宗》的写作缘起，张大亨自谓：盖周礼尽在鲁矣，圣人以为法。如当齐景公向他请教如何为政时，他给出的建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他是卫灵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其褒贬论评皆以礼为价值标准。

《左传》使用‘礼字频率颇高。因为不仅在本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谓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显然这里的太史公就是司马迁自称),而且《史记》全书其他纪传中许多太史公曰中的太史公,基本上可以认定绝大多数都是指司马迁而言的。作为我国传世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典，《唐律疏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一准乎礼[27]。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倡导者，而且曾撰写过《春秋决狱》这样一部使用《春秋》经义断案的著作。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北宋时期著名学者胡安国在《胡氏春秋传·序》中高度赞扬孔子作《春秋》说：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刑罚与礼义教化相辅相成，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功能。

晋韩宣子观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门户不同，师传各异，未睹大亨之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孔子是反对非礼僭政的，因而他不愿意在卫出公手下为官，不久后就离开了卫国。既然儒家六经总以礼为本,那么作为六经之一的《春秋》也肯定以礼作为根本主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1]由此可见，孔子一贯强调正名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而《春秋》则是非常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这一正名思想。《春秋》全书都是在借记述历史事件表达作者的礼义思想，通过记述许多或合礼或非礼的事件，并通过微言的方式表明作者谴责违礼行径和褒奖守礼行为的立场观点，其主旨就在于高扬礼的精神或价值观念，以挽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局面。

应该说，从史官被设置之日起，他们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8]这是说六经之道皆以礼、乐为指归，修身治国都离不开礼。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春秋》一书的基本精神就是正名分、尊王室、诛乱臣贼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原则和伦理精神。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六经中的《春秋》就是孔子依据鲁国史书(《鲁春秋》)整理而传承下来的。